《北京文化通志·西山永定河卷》：西山永定河的风土与民俗

《北京文化通志(tōngzhì)·西山永定河卷》 鞠熙 著 北京出版社 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内山灵水秀、人杰地灵，有着非常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它们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。但在写作方式(fāngshì)上，本书不囿于(yòuyú)文化事项的边界，也不着重介绍某项具体遗产的来龙去脉，而是(érshì)从更(gèng)宏观的视野出发，把长时间段(shíjiānduàn)的历史传承与文化变迁放在它所处的山水环境中，着力勾勒大时代(shídài)洪流中的小人物生活方式与他们的精神思想史。既有山川自然之风土，亦有社会整体之民俗(mínsú)，简言之，是一次“风俗史”的写作尝试。 第一章“天下之中”讲地理。站在整个东亚大陆(dàlù)来看，西山(xīshān)永定河文化带(dài)勾勒出地理板块上(shàng)第二级台阶与东部大平原的(de)(de)交界线，东北到西南一线基本与400毫米等降雨线和胡焕庸线重合，扆山带海，是海洋交汇大陆的通道。几种不同文明在这里汇通，这使得一个多民族的巨大中国必然会将这里视为“中”点。事实上，所(suǒ)有定都(dìngdū)北京的政权，无论其主导者是女真、蒙古、汉人还是满旗，都从未放弃过“天下大同”的理想，这既是“大中国”得以(yǐ)成立的基础，也是西山脚下皇家园林的精神追求。从太行山下的小中国，到汇同夷夏的大中国，再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的新(xīn)中国，地理与自然所提供的框架，在西山永定河激荡出千古历史的高歌。 第二章(dìèrzhāng)“砺山带河”讲战争。地理格局造成了(le)(le)文明的冲突与交融，西山永定河正处于这一历史(lìshǐ)洪流的中心，自然也就承受了更多的激荡和碰撞，甚至是长期惨烈的战争冲突。战争不仅为北京造就了幽州骑射、山后八军(bājūn)等历史中的英名，也留下了从长城脚下到拒马河边大量的战场遗迹。与大房山南簏久为都城(dūchéng)不同，自圣水（今大石河）往北，山高险峻、水旱时兴，地无敷土(dìwúfūtǔ)、石多水尽，屯兵戍守和战争移民所带来的大量人口是早期山区开发(kāifā)的主要动力。战争从根本上塑造了西山永定河的文化底色，这不仅体现在各种口头传统、民间文艺和生产生活方式中，也体现在性别关系、女性历史乃至当下节庆仪式之中(zhīzhōng)。 第三章“大禹治水”讲水利(shuǐlì)。永定河是(shì)北京当之无愧的母亲河，也是历史上有名的“浑河”“无定河”。北京地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带，降水季节分配高度不均，全年降水的80%分布在(zài)7、8两个(liǎnggè)月，这造成西山永定河地区的干旱与(yǔ)水灾几乎长年不断。治河为王朝首工，抗旱亦生民常态，遍布各处的龙王庙正是这种(zhèzhǒng)人-水关系的具象表达。透过这些形形色色的龙王爷以及千奇百怪的龙王故事，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人与水的多样关系，以及为了适应这种人-水关系所形成(xíngchéng)的社会结构(jiégòu)与集体精神。生于忧患、死于安乐，西山永定河地区不算那么优越的水文(shuǐwén)条件，在考验人类意志(yìzhì)与智慧的同时，也教会了人们团结、协作与勇气。 第四章“耕樵栗园”讲耕作。西山如皇居之右胁延展而南，“磅礴数千里，林麓苍黝，溪涧镂错，其中物产甚饶，古称神皋(shéngāo)隩区也”。千百年来普通民众在山河之间耕种蕃育，才创造出今日所见的(de)丰富物产与多样(duōyàng)景观。西山之中、永定河(yǒngdìnghé)畔(pàn)，我们最早能找到的农作物(zuòwù)是粟黍，早在距今(jùjīn)一万年前左右(zuǒyòu)，东胡林人很(hěn)可能已经开始在清水河畔耕种粟黍，并由此形成一种半定居的生活方式。至今西山永定河区域内仍主要(zhǔyào)以粟、黍、高粱、玉米等旱作作物为主要种植对象，只在海淀、胡良河上游(shàngyóu)、昌平白浮泉这些泉水丰盈、地热资源丰富的地方有水稻种植。在更难开发的高山上，枣栗成为主要作物。而帝京繁华都会，也在近郊膏腴之处催生出精巧的莳花弄蔬技艺。多样的耕作不仅创造出丰富的物产，也渲染出山河之中民俗文化的主色调。 第五章“白石乌金”讲矿产(kuàngchǎn)。中国以农为本，但西山少有良田(liángtián)，反而是“五代同堂”的(de)地层构造，为居住于此的人民备好了地底的馈赠。北京很早就以美玉“燕石”而闻名，房山汉白玉历来是皇室宫殿的御(yù)用品。辽代以后，官办采石地集中在(zài)大石窝，围绕白石的生产运输所形成(xíngchéng)的小社会，直到21世纪初封山令后方戛然而止。另一种帝王御用的矿业(kuàngyè)制品是琉璃(liúlí)，至少从元代开始，琉璃渠村已有官办琉璃窑。这种原本来自西域的建材，在西山永定河海纳百川的气度中，最终被(bèi)凝练成中国民族建筑的显著标志。与帝王气度的燕石、琉璃相比，煤炭则更贴近于普通人生活的满面尘灰烟火色。 第六章(dìliùzhāng)“洞天福地”讲灵气(língqì)。西山之(zhī)内有(yǒu)多处洞天福地，它们不仅历来被认为是灵气汇聚之所，也是帝王求雨、寻仙访道和采药(cǎiyào)(cǎiyào)炼丹的仙境。燕齐地区是道教信仰的发源地，北京西山一带也位于早期(zǎoqī)神仙信仰的核心区域内。尤其是大房山，很早就被视为神仙往来居住的避世仙境。一代又一代的隐者道士入山修行，这并非只是文学想象，而是战火灾祸延绵纷扰的时代中人们常见的选择。那峰峦叠嶂的西山群山，和平时可能是阻绝交通的屏障，乱世中反而是避祸(bìhuò)的桃花源。也许是西山永定河(yǒngdìnghé)的文化品格(pǐngé)使然，避世之人采药、讲学、著书(zhùshū)、访仙，遨游于天地山川之间，却往往兼具心系天下众生的责任感。孔水洞内刻经雕像、白带山上石室藏经、遍访洞天为民祈雨，历代进山访道的人们，不仅为这片土地注入了超越性的文化品格，同时也借神仙之名，为我们今天留下了自然与文化的宝贵遗产(yíchǎn)。 第七章“西方(xīfāng)乐土(lètǔ)”讲宗教。西山多寺，历来为文人所称道，其中(qízhōng)又尤以佛寺为最。汉末时佛教僧人开始进入京西山区，他们中有些接管了汉末世家大族留下(liúxià)的基业，有的则开始在山中勉力经营，到隋唐时期僧人已对当地(dāngdì)社会拥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组织力。佛寺结千人之社、聚千人之心，成为地方社会和皇权之间的中介，这在唐代幽州已见端倪，也为以后历代佛教发展绘制(huìzhì)了背景。辽金时期，佛寺逐渐成为山区村落社会的中心。除此之外，来自草原(cǎoyuán)的政权也借助佛教的世界性，构建(gòujiàn)起跨区域、跨民族、跨国界的庞大网络。 第八章“社邑香会”讲庙会(miàohuì)。庙会在寺庙中进行，但大多无关僧道，千百万普通民众才是主角。如果我们将发生在寺庙中的(de)群体性、年度性节庆仪式都视为庙会的话，那么(nàme)西山永定河地区的各类庙会常常与社会组织规模(guīmó)有关，根据其层级关系可以分为三种(sānzhǒng)：单村之会、联村走会与众村朝山。而妙峰山(miàofēngshān)，则是由北京市民、商人、学者们层垒而成的金顶。 第九章“万千生灵”讲自然。北京既是多样文明交融发展的(de)典范，也是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，万千生灵与(yǔ)千万人民一起，在山河大地(shānhédàdì)上历经漫长岁月而生生不息。这种(zhèzhǒng)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的状态，当然首先得益于山河互构所形成的多样性地理环境(dìlǐhuánjìng)，但长期以来北京作为王朝国家的都城，中华文明以灵台囿沼和(hé)鱼藻之乐为最高理想的政治意识形态，也是造成生态平衡与环境友好的重要原因。 作为一以贯之的主旨，本书(běnshū)的写作立场可以用以下八个字来(zìlái)概括：山河永固，人民万岁。 （作者为(wèi)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