空战对抗，激烈展开！东部战区时刻准备战斗

5月18日，由美国返还的“子弹(zǐdàn)库帛书”第二卷《五行令》和第三卷《攻守(gōngshǒu)占》抵达北京，并将于7月在国家博物馆首次面向公众(gōngzhòng)展出。 5月16日，国家文物局在(zài)驻美大使馆接收《五行令(lìng)》《攻守占》，内容分别为四时十二月的宜忌、攻城守城的宜忌 图据：视觉中国 子弹库帛书1942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楚墓，1946年流失至(zhì)美国。它不但是目前(mùqián)唯一出土的战国帛书，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和首部典籍意义上的古书，对于(duìyú)古文字、古文献研究(yánjiū)以及学术史、思想史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。 子弹库帛书一共三卷，第一卷《四时令》分甲乙丙三篇，内容主要(zhǔyào)为(wèi)与四季相关的上古神话，目前仍留在美国华盛顿。 而从出土到出国、从重见天日到重归故土(gùtǔ)，子弹库帛书颠沛流离的历史，既(jì)是动荡岁月的写照，也是世道人心的见证。 民国时期，盗墓猖獗。学者倪方六在《民国盗墓史》一书中分析，原因一是军阀混战动荡不堪；二是外国势力(shìlì)侵入，“国际买家的出现，让(ràng)民国时期‘产、供、销’一条龙的盗墓产业链初步(chūbù)成形。” 长沙作为战国时期楚国的(de)“东南之会”、西汉时期历时两百余年的长沙国国都，无论楚墓还是(háishì)汉墓都众多，也一直是盗墓贼觊觎的热门之地，某种程度上可谓十墓九空。在抗战期间长沙还成为(chéngwéi)重要战场(zhànchǎng)，众多被称为“土夫子”的盗墓贼也趁乱四处下手。 上(shàng)世纪四十年代的长沙城 任全生是当时长沙盗墓贼中的佼佼者(jiǎojiǎozhě)。他本是矿工出身，半路出家后(hòu)很快便因天赋(tiānfù)异禀而声名鹊起。1942年9月某晚，任全生带着漆效忠、李光远(lǐguāngyuǎn)、胡德兴等人来到当地俗称“子弹库”的地点，用15米长的探针凿穿了一处古墓的封土和(hé)木棺椁层，从墓中盗得常见的铜器、陶器和漆木器，还有一些带字的绢质类纺织物。 任(rèn)虽然是盗墓专家，对文物的(de)价值却是一知半解。在目不识丁的盗墓贼眼里，除去(chúqù)金银珠宝只有铜器、木器能值点钱，于是把这一堆东西统统处理给了外号“唐裁缝(cáiféng)”的古玩店老板唐鉴泉，“价格便宜，那些烂丝织品没算钱，相当于送给他。”任全生要几十年(jǐshínián)后才知道：当时他看不上的这些烂丝织品，比其它物品加在一起(jiāzàiyìqǐ)的拍卖价都要高得多。 唐鉴泉写信给当时在重庆的(de)考古学家商承祚求售，双方正在(zhèngzài)反复议价之际，本是(běnshì)长沙人的文物专家蔡季襄1943年冬由上(shàng)海返湘，得知后立即(lìjí)以3000元法币从唐手中买下这些“烂丝织品”。蔡季襄是著名藏书家叶德辉的亲戚，从小受教于叶。他(tā)用毛笔将帛书上的泥土和污渍小心除去，再请来一位裱糊名匠装裱。裱好的部分，就是如今的第一卷《四时令》。 《四时令》的文字以四方顺序排列，象征(xiàngzhēng)四季流转 其余的残片，是第二卷《五行令》和第三卷《攻守占》。当时这样(zhèyàng)的丝质文字称为(chēngwéi)“缯书”，而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，“帛书(bóshū)”的称谓逐渐取而代之。 1944年4月，日寇进攻长沙，蔡季襄(xiāng)举家逃难，帛书则用一个铁筒装好(zhuānghǎo)随身携带。6月，在湘江长沙段最大的洲岛兴马洲遭遇日军，“淫掠屠杀，备极惨毒”。蔡季襄妻子、湘剧名旦黄茀莲和长女蔡铃仪为免遭(miǎnzāo)日寇凌辱，相继投水自沉(zìchén)。 侥幸(jiǎoxìng)逃到湖南安化安顿下来的蔡季襄，哀伤妻女、终日困处之际，将所带缯书“爰加董理，釐定次序，附以(fùyǐ)考证”，撰成《晚周缯书考证》一书。作为第一个收藏、揭裱(jiēbiǎo)、测绘和研究(yánjiū)子弹库帛书的人，蔡季襄的研究是之后所有研究的起点。 《晚周缯(zēng)书考证》扉页 1945年抗战(kàngzhàn)胜利，蔡季襄回到长沙，但已是家破人亡、生活极端窘困。蔡为生活所迫，想起上海(shànghǎi)最大的古董店金才记古玩店还欠他两千元法币，同时又因为缯(zēng)书上(shūshàng)有许多文字模糊不清，打算到大城市用红外线摄影将字迹照出来。于是1946年夏，蔡季襄前往上海。 此时美国情报人员柯强（John Hadley Cox）受派遣来华，住(zhù)在上海霞飞路。柯强1935年(nián)毕业于耶鲁大学后，受耶鲁雅礼学会派遣到(dào)长沙的雅礼中学任教，其间(qíjiān)即广泛搜求中国古文物，更一度因与蔡季襄争购而(ér)引来蔡的反感。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柯强回国，并于1939年在耶鲁大学美术馆举办了“长沙出土文物(chūtǔwénwù)展”。 柯强在(zài)长沙的古墓盗洞前 蔡季襄托金才记店主金从怡帮(bāng)他找一家提供红外线摄影的(de)(de)照相馆，金满口答应，却将此事告诉了(le)柯强。柯强到蔡季襄的住处，声称自己有两部新式的红外线照相机，“保证可以照出来”。在金才记伙计傅佩鹤的帮腔下，蔡季襄带上缯书到了霞飞路柯强的住所。 柯强摆弄一番后，说照不出来，“但我(wǒ)有(yǒu)个朋友也(yě)是研究红外线摄影的(de)，器材比我还好，我今晚让他来我家一起拍——无论如何保证明天可以把照片拍好。”也许是求字迹心切，蔡季襄就此将缯书留下，说定第二天来取。 第二天一到柯强住处，柯强却说：“昨晚拍了一晚还是不行，恰好有个战友早上回旧金山来(lái)辞行，我就托他带到美国拍摄去了，大约(dàyuē)一周之内就能把(bǎ)缯书和照片一并寄回。”气愤至极的蔡季(càijì)襄坚决不同意(tóngyì)，要柯强立刻退还缯书，柯强只答应以一万美金作担保金、先付一千为定。 面对柯强的耍无赖和傅佩鹤的软硬兼施，无奈的蔡季襄与柯强签订(qiāndìng)了(le)契约。之后每隔两三天，蔡就去催问一次，柯强总是说照片难(nán)拍、需要时间，“反正总会寄(jì)回来”。终于有一天，柯强直接消失返美，蔡季襄只能怏怏返湘。 上世纪(shìjì)五十年代的蔡季襄和女儿女婿 之后蔡季襄又托柯强(kēqiáng)曾经的(de)学生、赴美留学的吴柱存去与柯强交涉，柯强只字不提归还缯书，反说一万美金定价太贵，要降价才能售出。蔡季襄再度表示(biǎoshì)：“我的缯书无论如何不能(bùnéng)卖掉，请马上寄还，一千美金退你。” 蔡季襄最后得到的(de)答复是，“对蔡先生所托(suǒtuō)的事恐怕不能办到，请原谅。” 1980年1月，蔡季(càijì)襄(xiāng)去世。同年年底，舒尔特斯（Frederic D. Schulteis）也在美国去世。他是(shì)把子弹库帛书带到美国的人。 舒(shū)尔特斯是柯强的(de)上级，他受柯强之托，将帛书带到了位于美国堪萨斯的纳尔逊-阿特金斯美术馆。柯强回国拿到帛书后，于1949年将《四时令》借存于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，存期15年；《五行令》《攻守占(zhàn)》，则借存于哈佛大学(hāfúdàxué)的福格博物馆。 1964年4月10日，柯强取出存放到期的(de)《四时令》，将(jiāng)其售与纽约的古董商戴福保。两年后，《四时令》以50万美元的价格被戴卖(mài)给了阿瑟·塞克勒（Arthur M. Sackler）。 阿瑟(āsè)·塞克勒发迹，源于创新地使用(shǐyòng)新式(xīnshì)广告营销策略：在媒体、医学杂志和直销广告上(shàng)饱和式鼓吹，最大限度占据受众注意力资源。现代医药广告的诞生，即始于他。1952年，阿瑟·塞克勒和兄弟雷蒙德·塞克勒、莫蒂默·塞克勒联手收购了(le)一家名为普渡的小制药公司。但真正让阿瑟·塞克勒挣得盆满钵满，以致有财力为他的亚洲艺术爱好(àihào)买单的，是生产著名的安眠药“安定”。 购入(gòurù)帛书时，其(qí)好友直言：“只要拥有这件帛书，哪怕你把你现有的藏品全扔进哈德逊河也算不了什么。” 1967年，阿瑟(āsè)·塞克勒(kèlēi)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，出资举办(jǔbàn)了一次关于子弹库帛书的研讨会。这是子弹库帛书出土后第一次向世人亮相，各路学者纷至沓来。 此时的中国，也即将迎来新发现。1971年长沙马王堆(mǎwángduī)一号墓发现后，为了积累经验发掘二号墓和三号墓，在当时已成为湖南省(húnánshěng)博物馆员工的任全生指认下，于(yú)1973年5月重新发掘了子弹库楚墓，并(bìng)新发现一幅(yīfú)人物御龙帛画。郭沫若闻讯非常兴奋，连夜填词一首《西江月·题长沙楚墓帛画》为纪。 郭沫若也是阿瑟·塞(sāi)克勒想见的人。1978年阿瑟·塞克勒第一次来华(láihuá)时就希望和郭沫若见面，“希望跟他(tā)直接谈送还帛书的事”，但因为郭氏当时病情严重而未能见面。郭沫若于当年6月去世后，阿瑟·塞克勒在悼念文章里写道(xiědào)： “它（帛书）是我最重要(zhòngyào)的(de)藏品(cángpǐn)……我一直希望我这件文物，‘带字的丝绸’能够‘物归原主’，重返中国；一直希望在一个合适的场合(chǎnghé)，由一个美国人把我的楚帛书交到郭沫若手里，作为我国人民献给中国人民的礼物……疾病和死亡干扰了此事。” 阿瑟·塞克勒也没有等到这一天(yītiān)。1987年(nián)(nián)5月，阿瑟·塞克勒去世。四个月后，他捐建的华盛顿塞克勒美术馆开幕，《四时令》从此存放于此。1992年6月，柯强将《五行令》《攻守占》及存放帛书的竹笈，以匿名捐献的名义入藏(rùcáng)同一美术馆。 出土时承放帛书的竹笈(zhújí) 由阿瑟·塞克勒而始的艺术(yìshù)捐赠事业，在他死(sǐ)后成了整个塞克勒家族的金字招牌，如卢浮宫、大都会(dàdūhuì)博物馆、大英博物馆、伦敦泰特美术馆(měishùguǎn)、古根海姆博物馆等世界顶级博物馆美术馆均有以“塞克勒”命名的专区或捐赠致谢。 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。阿瑟·塞(sāi)克勒的侄子理查德(lǐchádé)·塞克勒，把叔叔的营销策略千百倍地用在了1996年(nián)普渡(pǔdù)上市的新止痛药“奥施康定”上。这种含鸦片成分的止痛药，被普遍以“不含成瘾性”的宣称广泛促销(cùxiāo)，最终造就了一场公共卫生危机：超过700万人服药后上瘾，超过20万人死于过度用药，受害者中包括《老友记(lǎoyǒujì)》里钱德勒的主演(zhǔyǎn)马修·派瑞。塞克勒家族也因此臭名昭著，不仅各大博物馆纷纷与之撇清关系、拒绝继续接受其捐赠，华盛顿的弗里尔-塞克勒美术馆也于2019年更名为如今(rújīn)的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，以去(yǐqù)塞克勒化。 《四时令》目前仍然存放(cúnfàng)于华盛顿的国立亚洲艺术(yìshù)博物馆，等待后续的进一步追讨 柯强于2005年死亡，他从中国返美后受精神错乱(cuòluàn)的折磨，一度不得不住进精神病院(jīngshénbìngyuàn)。1993年，帛书(bóshū)研究者、北大教授李零曾去信请求与他见面，柯强没有回信。 子弹库帛书出土后(hòu)，流落海外(hǎiwài)已近八十年。一件诞生于公元前4世纪~3世纪的(de)古物(gǔwù)，出土后却见证了种种世态：实操能力顶级却目不识丁的盗墓贼；因为讨价还价而失之交臂的考古学者；视若珍宝(zhēnbǎo)却因轻信一时而悔恨终生的古物玩家；见利忘义为虎作伥的古董掮客；受过世界一流高等教育、却吃相难看(nánkàn)坑蒙拐骗的文化强盗；既嗜财牟利不择手段、又迷恋中国文化似乎良心未泯的艺术藏家…… 如果对文物的热爱发展为占有欲，那对于文物不啻一场灾难。如今平安回家的《五行令》《攻守占》，期待《四时令》在辗转数次易手之后，能够(nénggòu)尽快归国(guīguó)重聚(chóngjù)。此时(cǐshí)的中国，毕竟已经不是八十年前的中国。 文/启凌 编辑 苏静(sūjìng) （下载红星新闻，报料(bàoliào)有奖！）